直到1658年，對在台夫特的De Hooch而言極關鍵的這一年，畫家接連完成的作品就此確立他日後聞名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女人、小孩與傭僕作為主角的——主題，每一幕情景裡，都彰顯著紀律與美德交織成的光輝。除了對人物強調的特點之外，這時期的De Hooch也更頻繁、巧妙地在作品加入看似自然卻又反覆出現的尼德蘭建築元素：doorsien(註2) 和 courtyard(註3)，創造出更貼近生活樣態的風俗畫。 

​　　透過這些居家情景的繪製，我們得以更深入了解當時社會對於家庭價值與孩童教養的期待與理想。（注意：並非當時家庭的實際狀況。）後來的學者比較畫作人物、場景與擺設也發現，De Hooch與同時期的台夫特畫家Vermeer的作品兩者高度相像，這樣的現象在相似的風俗畫中會有更多解釋。旅居台夫特晚期，De Hooch透過更精湛的視角以及光與顏色的質感詮釋，試圖將尋常的生活情狀提升至相對輝煌、氣派且大格局的層次，實也作為後來風格再變的伏筆。此時De Hooch的成就已然有一定的高度，然而在台夫特財政日漸惡化的情勢下，為尋找更多商業機會與市場，畫家決定另覓他處發展——阿姆斯特丹。

　　1660與1661年間，De Hooch前往阿姆斯特丹進一步拓展畫家生涯。在此，畫家的風格經歷了一次轉變，作品從原先質樸的農村，譬如寧謐的一角與土紅的磚瓦，變為富麗的都市面貌，堂皇的壁爐、雄偉的柱式與璀璨的水晶吊燈；此外，De Hooch的畫面色調也逐漸轉冷、光影的詮釋更富戲劇性。當時已然躍升為大都會的阿姆斯特丹，除了眾多畫家的刺激促使De Hooch的轉變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客戶需求與市場潮流，並且新教也正大聲疾呼家庭價值之重要。畫家這時期的作品描摹、也幫助形塑了共和國建國後新的社會氣象，無論是公共空間的有序，或是人我之間不再受傳統規範、而更自由開放的關係。此時，除了留有上先前提及的建築元素，畫家也採納當時阿姆斯特丹嶄新、磅礴的建築裝飾，作品到達空前的極致。 

　　可以這麼說，1660年代對於De Hooch的創作而言，是豐饒的十年。然而，現有證據透露出的，卻是畫家事業上的不順遂。記錄指出在1663與1665年，De Hooch分別居住於居民收入普通的市郊，與喬丹區(Jordaan)，阿姆斯特丹的工人階級社區。畫家將近一半的創作都是在人生最後15年完成的，為了銷售而大量產出的可能性極高，可見畫家經濟狀況的慘澹。到了1672年，受到法荷戰爭的爆發影響，藝術市場萎靡再一次打擊了畫家的收入來源，即使如此，1670年代的De Hooch仍有產出高質量的作品，循原有的家庭主題發展，這些作品中的空間更加遼闊，光線則漸趨黯淡。 

　　1684年3月24日，畫家葬於阿姆斯特丹。 

　　即便生命停在了那，Pieter de Hooch的創作仍然帶給日後的尼德蘭藝術家許多養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二十世紀初的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在 Mondrian的許多作品中，如Composition II in Red, Blue, and Yellow，都可以看見De Hooch精準的水平與垂直線交錯的特色被明顯使用。